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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野餐》——诗化的意像与多重主题表达

2015年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年仅26岁的贵州青年导演毕赣凭借电影《路边野餐》一举拿下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银豹奖、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名奖，此后，《路边野餐》在国内金马奖，国外各大电影节上均有获奖。这一部耗资不超过100万的低成本电影为何能获得法国、台湾、大陆等多个地区的电影人的关注，为何口碑一直高居不下。被称为“中国第二个贾樟柯”的毕赣到底导演了一部怎样的作品？本文将从故事讲诉方法、意像的运用和多重主题的表达三个方面赏析电影《路边野餐》。

陈升早年混迹黑道，曾为了帮老大哥讨回儿子被杀害的血债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监狱里待了九年。身体多病的妻子在其出狱前一年病逝，年迈的母亲也去世。弟弟老歪因为母亲遗留的财产问题与陈升产生分歧，从酒鬼口中得知侄儿卫卫被老歪“卖掉”，加之诊所的老医生托陈升将信物带给多年未见的情人，陈升踏上了去镇远的梦幻旅途。

《路边野餐》从表面来看，讲述的就是一个寻找的故事，从故事设定的空间变换以及主角愿望达成必将经历的方式来看，主体剧情偏向于一部“公路电影”。

前妻：陈升的前妻张夕早在陈升出狱前已经病故，整个影片有三次关于前妻的镜头回切，第一次是老医生提到自己的爱人的时候，第二次是陈升与老医生在楼顶上讲述自己所做的梦境时，第三次则是在荡麦的梦境里与神似张夕的理发厅老板分别之后。前两个镜头中的妻子都没有正脸显露，最后一个镜头显露出了张夕的正脸——和理发厅老板一模一样，三次时间蒙太奇的递进式运用最后隐喻出陈升在荡麦的梦境之中完成了对前妻的找寻。

母亲：整个影片中关于母亲的意像则是出现在凯里诊所陈升梦里的一双蓝色布鞋，影片中的主人翁第一次做梦就是梦见了这一双母亲的蓝鞋和芦笙的声音。而在荡麦的旅程结束之后再一个关于蓝色布鞋的镜头回切则暗示着陈升对于完善记忆中母亲这一形象的夙愿进一步达成。

花和尚：在台球馆里，陈升因为母亲墓碑以及卫卫的事情与老歪发生争执，镜头补充了早年陈升为老大哥“花和尚”办事的画面，这里的蒙太奇运用则是交代了必要的人物关系，为后面的镇远之行做了铺垫。

《路边野餐》可分为三个大的场景在转换：凯里——荡麦——镇远。又分别照应着主人公的三种心境：过去心不可得的忧愁和顿郁、现在心不可得的怅然若失和愤懑不平、未来心不可得的平静与舍得。整个故事的前半段发生在凯里，这时候的陈升迷茫且忧郁，诊所的老医生托付、母亲的遗愿、回忆中的妻子、不成器的弟弟老歪、被花和尚带走的卫卫，都把陈升往着一个方向在推——镇远。

长镜头的运用如陈升骑着摩托行驶在盘山公路，以及出狱后驾驶着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前者是导演致敬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中主人公骑摩托车的长镜头，主观性的表达。后者则是通过汽车内的聊天以及广播交代了妻子、母亲、以及野人的相关故事背景。而最关键的则是荡麦部分的长镜头运用，将原本线性的时空割裂，通过长镜头还原出陈升梦里的世界。这一部分的人物如成年的卫卫、洋洋、理发厅老板娘看似丧失了原本以陈升为主体的故事讲述视角，实则是通过不同人物的活动轨迹完整构建出了一个“荡麦世界”，同时也完成了对陈升这一主体的重构。

不同于《鸟人》的长镜头技巧性运用，《路边野餐》中荡麦这一部分40多分钟的长镜头以纪实性的手法展现的却是虚构的梦境，不可思议的将时间与空间进行了重叠，梦境与现实相互统一，构建了一个独属于陈升的“荡麦空间”。

钟表：钟表象征着时间，卫卫刻在墙上的大钟原本是停止的时间，却在光影的流动下分针在正向走动，隐喻了陈升正在凯里慢慢消逝的时间；在荡麦，成年的卫卫手上画着的手表是暂停的时间，这里的画在手上不会动的时间象征着“荡麦空间”里边的时间；在镇远，花和尚的车窗上倒映的钟表时间正缓缓逆行以及结尾处相驶而过的火车上粉笔刻画的钟表时间正在逆向行走都象征着陈升的自我找寻还未结束，分不清“这是世界是我的一个记忆，还是我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浮想”的他仍然在记忆与梦境中迷失。

火车：火车这个意像是个很好的处理时间的转场，花和尚将卫卫带走时，墙上火车自左往右驶过；陈升从凯里出发去镇远的路上，火车朝镜头正向驶来；结尾处陈升所座的火车从右往左驶去。这既是一种时间的连贯性，但也透露出一丝这次“去镇远的旅途”所见所闻的“荒诞性”。

诗歌：总览全片，共出现了八次诗歌。诗歌在《路边野餐》中既是一个静态意像，也是一个必要的动态情节，例如“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是对陈升九年牢狱之行的照应。诗歌在整个影片中的分量不可谓不大，铺垫故事情节、联系人物关系都有着诗歌的影子。不同于杨超导演《长江图》中明显的诗歌神秘化特征，毕赣在影片中的诗歌运用更偏向于塔可夫斯基《潜行者》——诗歌是联系人物命运的一条若隐若现的纽带。

海豚与手电筒：陈升在荡麦见到的理发厅老板显然是梦境中陈升对前妻印象的一个潜意识化身。

陈升对前妻张夕的遗憾以及作为一个爱人长达九年乃至一辈子的情感缺失，让陈升对这个还不知道名字的“理发厅老板”一见如故，他于是跟她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在朋友出狱的前一年去世了，那之前他们每一年都用信件来往，交换着彼此的喜乐。妻子最后的一封信里说她想去看一看大海，理发厅老板娘说：我也想去看大海，大海里有海豚，你见过海豚吗？它们长什么样子？陈升没有说话，他问她找来手电筒，然后抓住“张夕”的手打开手电筒的光亮，这时候屋外的乐队正在演奏着李泰祥的《告别》。

手电筒和海豚是欲望的表达，海豚象征着爱情，手电筒象征的则是男性的生殖器，穿过“命运布光的手”。

老歪、酒鬼和狗：老歪是陈升不成器的弟弟，混迹黑社会；作为卫卫的父亲，缺乏对卫卫的照顾；对陈升的憎恨和母亲遗产分配感到不公。酒鬼作为一个疯癫的人，游离在社会体系之外，酒鬼的狗就像是酒鬼的一个影子在凯里四处游荡。老歪、酒鬼和狗既是故事情节当中的人物，也是独立的于表面情节的意像，他们都是陈升内心人格的外化。一个是游离在过去的陈升人格、一个是作为罪犯的陈升正在受刑的人格。

野人：野人几乎是贯穿《路边野餐》始终的一个意像，电视广播里的野人消息、酒鬼口中含糊不清的野人说辞、卫卫害怕的野人、成年卫卫如何抵御野人的方法，都提到了野人，但“野人”这一意像在整个的故事串联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看似可有可无。但作为一个神秘的元素独立于整个故事框架之外，在“荡麦空间”中，造梦者通过成年卫卫的讲述，野人的可怕和神秘化揭开，将这一神秘元素处理为一个情绪的结束点。

寻找与告别

在我看来，《路边野餐》的母题是“寻找”与“告别”，陈升的梦境将寻找和告别的对象都一一做出了回答：他寻找的卫卫已经长大成人，告别了过去的幼小，但却保留着孩子气和懦弱；内心潜意识里找寻的前妻与理发厅老板娘重叠，告别时陈升又将磁带留给了老板娘；在梦境里第一次遇见老板娘的时候，陈升下意识的穿上了老医生托付的信物——花衬衫，这是代表着老医生对爱情的找寻，梦境中送给老板娘的旧磁带既是陈升对自己爱情的告别，也预示了老医生的告别，结局处吹芦笙的林爱人已去世的消息正好照应着这个告别。经历过这一场看似荒诞却又合理的梦境之后，陈升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找寻。于是他告别过去，坐船到了镇远，看到了真实的年幼的卫卫，看到了初生的牛犊就像是卫卫，也像是自己。在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夙愿之后，陈升踏上归途的列车，恍惚中渐渐入睡，在不断地寻找与告别之中又迷失了自我。

死亡是时间的一粒沙

“病人好了，也还是会得病。我们这些医生忙来忙去的也没什么用”，老医生一语中的，将生命的本质看透。《路边野餐》开篇《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是一个本质的表达。在片子的最后，通过歌声《告别》再次传达出“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路边野餐》通过讲述主角陈升一个命运个体的生命感受映射出整个人类全体的生命表达——“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不失为《路边野餐》给我们观众给出的答案范例。

有人说，毕赣是中国第二个贾樟柯。但不同于贾樟柯电影叙事的北方地域特征，毕赣是中国南方出身的导演——潮湿阴冷的南方气候、黔东南的苗族文化和方言特色、城市的变迁与乡村文化足迹的残留对《路边野餐》整体剧情的诗意化的表达影响极大。

受佛教文化影响以及塔可夫斯基电影美学的熏陶，加之对侯孝贤等电影大师的影视制作技巧的运用，成长于贵州黔东南偏远地区、本科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编导专业的毕赣拥有着自己的一套电影话语体系。

但《路边野餐》虽然有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还是有许多的不足，镜头的穿帮，镜头叙事的熟练度、超现实主义的把握、长镜头的场面调度等等都还稍显不足，这也是毕赣导演功力的欠缺，希望能看到毕赣在未来的影片创作中更多的突破和创新。

路边野餐电影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生活在贵州的乡村医生，这个电影看起来非常的干净，这位医生为了寻找侄子，来到了陌生的小镇，这个小镇当中看起来又像是真实的，又像是虚幻的。

他与失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时空获得了重逢这部剧讲述的就是在贵州一篇神秘潮湿的亚热带乡土之上，两个医生心事重重，活得像幽灵。

为了母亲的遗愿，他上了火车，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而另一位孤独的老女人，托他带一张照片，一件衬衫给病重的旧情人，最终到了镇远，只是用望远镜看了看孩子。

路边野餐电影简介

外星人造访太阳系，在地球上丢了一堆垃圾之后扬长而去，却给人类留下一个烂摊子。

年轻的瑞德是一名研究助理，他的工作是在外星人的造访带里搜寻外星物品、研究外星科技。这片造访带辐射强烈，污染严重，对人类安全有着极大威胁。为此，联合国封锁了所有的造访带，只有持通行证的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然而，仍有一些人甘冒生命危险私自潜入，他们是赏金猎人，是潜行者，游走在寸草不生、危机重重的造访带里，为人们趋之若鹜的高科技外星垃圾不惜献出生命。

外星人造访地球而后离开，丢下了“泰迪熊”，一切从此开始。小人物们在造访带附近上演悲欢离合，无论他们怎样挣扎，也逃不脱现实生活的藩篱。

以此著作为蓝本，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于1979年拍成电影《潜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