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以书传道”职业精神的形成与演变(2)
4 历代民间藏书的传承与“尊书崇道”
中国古代民间的藏书整理源于春秋。从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发生巨变，“学在王宫”一变而为“学在四夷”，史官们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禄，掌管的图籍文献逐渐流散，“士”阶层应运而生，私人藏书开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名家学者惠施“有书五车”。策士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陈箧数十”发愤攻读。韩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士”阶层大量积聚书籍，四处讲学、在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主张的同时，进行了“以书传道、以书济世”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例如，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力图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倡导恢复心目中的尧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释援引古文献《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诗》《大雅》等，力图表达自己的兼爱、博爱理想。诸子百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地位，也为后来的民间文献学家、藏书家注入了“以书明道，以书传道”的道德底线。
隋唐以前，汉末三国有曹曾处乱世“虑先文烟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南朝梁宗室萧静家中“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根据《梁书·五十一卷·处士篇》记载，《七录》的编撰者阮孝绪不求达贵，虽有遗财百余万，一无所纳，尽归他人，凡亲友贵显屡至其门，阮孝绪常逃匿不与相见，终身以书为乐，认为：“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其尊书崇道精神为当时名流所钦佩，死后谥号为“文贞居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开创了私撰目录之先风。
北宋进士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据《宋史389卷》记载，尤袤不仅勤奋政事、忧国忧民，而且视书如命，勤读勤抄，常闭门谢客， 日记 手抄，网罗各种图书，久之藏书逾万卷。所撰书目《遂书堂书目》开创了后世版本学之先风。其中对书的描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古代民间藏书家、目录学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绪的《七录》背后有刘杳的慷慨赠予。刘杳曾为太学博士，喜好藏书，当他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制《七录》，毫不犹豫将自己抄集资料全部赠予阮孝绪，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古代图书馆人应有的“甘为人梯”胸怀。又如，宋时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藏书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转运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资好书，任官时，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井度积二十年藏书，全部赠与晁公武，晁公武从此成为有巨量藏书的名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忆及此段往事说到：“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其中，爱书惜书、日夕躬耕以及 对子 孙守护藏书的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书籍尤其古籍的喜好达到了不惜重金求购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阁毛晋曾张榜于门：“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两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的藏书常常盖有一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古代藏书家这种强烈的“尊书重道”“以书传于子孙”的职业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传承并保存到今日。
5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变法图强”
清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危机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文化。在这个时期，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仅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导读问题，更是体现了张之洞力挽颓败国势，期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的政治理想。
张之洞等人不仅发起旨在发展中国工业、建设国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学院图书馆即广雅书院的藏书楼一冠冕楼，并亲自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以后，广雅书院冠冕楼在浓厚的维新学术空气影响下，被建设成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图书馆。一是藏书内容着眼于应用。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书外，还收藏了当时流行的西政丛书、西学大成、西艺新知、泰西新史揽要、各国交涉公法等汉译西书；二是设专人管理藏书，并建立便利读者利用的阅览规则及 措施 ；三是编有藏书目录，以便师生检目借阅；四是提供复本供院外士人借阅，对于培养洋务方面的新型人才已有显著贡献。
随着西方科学、经济、民主、政体等著作在中国的引入与翻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倡导变法的维新运动。康、梁等人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康有为于1895年上书光绪皇帝，“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说三年之后，“书藏遍设，报馆盛开，诸学明备，成才如麻，百废举而风俗成”。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时务报》上撰《变法通义》一再强调建图书馆，普及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到戊戌变法时期，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近代性质的图书馆逐步普及。例如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颇具维新思想的张元济．光绪末年与陈昭常、张萌堂等人在北京开办了“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等科目，1897年创建了通艺学堂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图书馆”名称并订有章程的近代图书馆。1904年张元济再次创办了民国初年最大的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以藏书之多以及公开阅览而闻名全国。
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经常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的情况，建议由学部倡率，京师及各省城均建图书馆，收藏中西日文书籍，供民众阅览。
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限各省图书馆“于宣统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依照政令，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湖北图书馆、浙江海宁州图书馆、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1906年黑龙江省图书馆、1907年奉天图书馆(即今沈阳市图书馆)、直隶图书馆、1908年江南图书馆先后成立。从宣统至民国初期(1908—1913)，山东、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陕西、广东、广西、甘肃、贵州等成立省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市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大批建成，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专门图书馆(如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
由此往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近代图书馆作为传播科学、推广新文化、启迪民智、唤醒觉悟、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不可缺少的社会公器之一的理念已经受到所有明智人士与进步人士的重视。即便在北洋军阀时期，或是国民党政府期间，仍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如北洋政府于1915年公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国民党政府颁布的1927年的《图书馆条例》、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1947年修订的《图书馆规程》。
6 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出现了如下方面的重要变化：图书馆由国家与政府投资兴办，无偿提供大众服务；图书馆的保存文化遗产、学术研究职能向社会教育职能转化，强调图书馆是启迪民智、提供自学的场所；图书馆由“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藏用结合发展；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式藏书演变。图书馆开始实施平等、免费、无歧视服务原则，实施方便使用、延长开放时间、进行开架服务尝试等。
从近代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最大的变化在于：图书馆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作为经济力、文化力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重视，图书馆的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的现代化设施不断增加，图书馆的技术色彩日益显著，社会大众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要求越来越高。由此，现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演变，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与职业道德再次增添新的内涵。
现代图书馆的日益普及与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图书馆不再是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地方，图书馆的读者日益增多，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图书馆员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图书馆员的成分与地位日益复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可能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甚至来源于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个人谋生或生存手段的人们。由此，图书馆员不再具备以往政府官员的身份，更不是以往承袭家传的书香门第之子，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的技术人员日益增加，图书馆员的职业日益边缘化，古代藏书楼里的“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逐渐淡忘，“以书传道”的职业意识日益淡漠。因此，倡导图书馆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倡“以书修身、以书传道、以书育人、以书服务社会大众”的职业精神是现代图书馆员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作为现代图书馆员的职业之“道”与古代图书馆员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已经大相径庭，衡量今日图书馆员的“尊书重道”精神，可以通过如下几方而检测：(1)是否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2)是否在专业能力的发挥方面有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与志向；(3)在行使专业能力时是否有自律性；(4)是否具有基于专业能力的专业献身精神。无专业能力则谈不上明道、崇道与重道；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志向与献身精神，则谈不上传道与育人；无自律性，则充其量是一个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的夸夸其谈者。至于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则指现代图书馆员的图书文献管理能力、知识信息导读与导航能力、社会文化传播能力、社会教育与科学普及能力等方面。
图书馆馆员的称呼，从古代的柱下史、兰台令、秘书监、藏书家，到近现代的图书馆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研究馆员、咨询馆员、学科馆员、知识导航员，不仅意味着图书馆员形象的改变，更意味着图书馆工作内涵、读者要求、社会环境压力的改变。现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个到馆的读者，往往希望看到的是最具书卷气、最有知识内涵、最有敬业精神的图书馆员，他们希望与有知识的图书馆员交谈，希望图书馆员能够对自己的学业、学术、阅读、查询、检索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和建设建议。当图书馆员不能解答读者哪怕一个极小的问题，不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微小建议，他们必然对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敬业精神提出怀疑。
图书馆正在经历革命，每时每刻都在涌入新的东西，随着社会的进步，图书馆员应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图书馆人的“以书传道”“尊书重道”精神，将传统之“道”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强调现代图书馆员高超的信息素养与技术操作能力，更要倡导图书馆员的人文、人道、民主、进步的服务意识与献身图书事业的高尚情操。
涵芬楼的历史沿革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它的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其时，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遂创设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09年，正式以涵芬楼命名。涵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继而中外图书兼收，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者，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亦尽量购置；到1924年，涵芬楼藏有37000卷善本书和珍贵抄本，其中包括十二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
涵芬楼还以收藏遍及中国22个行省及边远地区的2641种地方志为特色，其收藏量远远超过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涵芬楼收藏有数套欧洲科学杂志，收集了全套的荷兰《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后两种由早期的外国汉学家创办，是研究18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参考书。除书、报、杂志外，涵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到1924年，涵芬楼藏书已经达到463083卷，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张元济决定把它改组成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商务董事会决议用累积的资金11万银元兴建一座五层混凝土大厦，定名为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建成开放，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涵芬楼本是商务印书馆（当时在上海，而不是北京）为便于编辑，设以收藏善本用的藏本楼，当时主持编务的张元济在1904年设立藏书室，后因善本增多，需要管理，遂于1909年“设图书馆，名为‘涵芬楼’”（《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
1924年另筑高达五层的“东方图书馆”，以存放越来越多书籍。而“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则“另辟专室珍藏，颜曰‘涵芬楼’” 至此，“涵芬楼”便由图书馆转成东方图书馆的善本室。
此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图书馆，无奈1932年连同印刷厂、编译所、尚志小学，统统毁于日军炮火之下。
张元济简介
蔡元培著作有：
1.《蔡元培自述》
2.《中国伦理学史》
3.《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4.《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
5.《中国伦理学史》
6.《蔡元培自述》
7.《蔡元培语萃》
8.《蔡元培随想录: 人生的启示》
9.《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
10.《蔡元培文集》
11《蔡元培选集》
12.《中国伦理学史》
13.《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
14.《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
15.《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 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0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80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书店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56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 著) 华夏出版社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 人生的启示(蔡元培,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 著)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东方出版社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 著/蔡元培, 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著/蒋维乔著/庄俞著)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17 玄圃论学集: 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 三联书店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中华书局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著/张元济,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民国79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 湖南教育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 《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蔡元培, 著) 台湾中华书局5/1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商务印书馆 民国8[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0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
45 美术的起源: 学术讲演录(蔡元培著) 44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6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
48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8年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2 大学精神: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著/胡适,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民国90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5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7
55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20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 良友图书公司民国34
58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 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著/蔡元培,著/鲁迅,著)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Cai Yuan Pei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64 妖怪学（蔡元培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张元济是怎样的一个人
张元济（1867 10.25 - 1959 08.14），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贡献极大。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 000余册，舆图、碑帖5 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解放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校印有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正续篇，辑《续古逸丛书》等几十种，刊刻古籍数千种。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 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为纪念其对文化、藏书事业的贡献，1987年在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或许是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华，但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当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还是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
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当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必须要进行维新，进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办通力学堂，就是在京官里面，扩大他们对新学的知识。他觉得中国那么积贫积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规，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不行了，应该要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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